网购到的二手名牌手袋，收到的却是填充玩具；对方坚称的货真价实，却无法提供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近期，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对这起涉及二手奢侈品的合同欺诈案件提起诉讼。检察官细致讲解相关法律知识后，被告人在家人协助下，已补偿受害者五十四万多元的经济损失。
奢侈品包变，发错货了？
2025年2月，王女士作为一家二手奢侈品店的经营者，通过微信收到了朋友黄某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装的不是双方事先约定好的二手名牌手袋，而是一个街头服饰品牌的玩偶。据了解，黄某和王女士原本都是从事线下二手奢侈品生意的同行，但在2024年底，由于遇到了经营上的困难，黄某决定关闭实体店，转而从事网络销售业务。二零二五年一月，黄某通过微信联系王女士，透露自己持有两个高档手袋和一件名牌服装的渠道。双方商定价格后，王女士向黄某转去十三万余元现金，但拆开包裹时她不禁感到十分意外。
联系黄某之后，黄某却淡然回应称“快递寄错了”，当天就给王女士发送了一张网上银行电子退款凭证。不过这份经过修改的凭证被王女士迅速看穿，“里面的阿拉伯数字数额与中文大写数额存在出入，我的个人账户也未曾收到这笔款项，显然是伪造的！”
事实上，黄某先前就曾对买家有过欺诈行为。在此次交易发生之前，王女士已经收到过黄某寄来的一只仿冒名牌手袋。因为无法通过权威机构检测，王女士立刻将快递退回，同时向黄某提出退款要求。然而直到案件审理期间，黄某依然拖欠着部分货款没有支付。
假包二次销售，二奢店同行再上当
类似的骗局并非只发生在王女士那里。2025年2月，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接到彭先生的报告，他反映自己以及另外两位购买者，都遭遇了黄某通过伪造转账进行的欺诈行为。
任先生经营一家实体二手高级皮具店，他和黄某相识于2021年。“双方曾有过几次顺利的买卖，过程很平顺。”2025年2月6日，黄某发来照片，询问任先生是否对照片里的一个二手名牌包感兴趣。因为早前的合作都很愉快，任先生没有过多怀疑，他仔细审视了照片中包的外观和各个部分，最终以十三万多元的价钱把包卖给了黄某。
然而在任先生查询该包的市场情况时，忽然被一位也是微信好友的王女士指出，这只包其实是先前被鉴定为仿冒品后又被退回的同一个！任先生寻到黄某，黄某又使出了老花样，递来一张银行转账的电子凭证，可实际上任先生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另一起报案者彭先生，遭遇黄某借助已售出商品的存档影像，以售卖缺货为手段，骗得十三万余元现金。
黄某在短时间内，通过网上二手奢侈品信息差，用假冒伪劣商品、声称无货销售、制造虚假凭证等方式，多次连续欺骗多位购物者。2025年2月，公安机关接到举报后，第二天便开始对此案进行调查并立案。
引导补充侦查，用证据精准指控犯罪
二零二五年三月，这起案件因黄某被控涉嫌合同诈骗，由公安机关移交给了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院随后提请实施逮捕。为了准确判断嫌疑人有无非法获利动机，办案检察官在认真核对现有材料基础上，针对案情性质和证据收集情况，提出了多项补充调查建议，比如需要查实黄某作案时经济情况，确认所涉二手名牌手袋是否为真品，以及查明黄某收取款项的实际用途等核心问题。2025年6月，公安机关经过补充侦查发现，黄某在案发期间外债高达数百万元，其通过“卖包”骗取的款项全部用于偿还个人债务。此外，相关品牌方出具了证明，表明案件涉及的二手奢侈品包均不是正品。根据全案证据可以证明，黄某既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也没有实际履行合同，相关钱款被用于非合同约定的用途，具有非法占有的意图。
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不以是否签署书面文件为前提，核心在于双方是否存在清晰约定的条款。检察官助理张雪宁说明，本案中，黄某作为二手高级品牌商品行业的从业者，其行为属于经济往来范畴。该人利用合同签署环节，怀有非法获利心态，通过掩盖事实真相，导致受害者产生误解，最终达成口头协议并支付款项，这种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经核查，黄某诈取受害者现金总额达五十四万多元，此类经济纠葛案件里，受害者更在意的是被骗金额能否取回，承办检察官黄亚烨这样表示，为民众挽回损失是办案追求高效率的必然要求，审查批捕及审查起诉期间，检察官主动引导被告退还赃款赔偿受害者，以此减少受害者的损失。2025年3月和6月，黄某在亲属协助下，通过现金和物品抵偿手段归还了货款，全部清偿结束，同时获得了受害者宽恕。
最近，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依据法律，将黄某因涉嫌合同诈骗罪提交给区法院审理。7月25日，静安区人民法院裁定黄某构成合同诈骗罪，决定判处其三年有期徒刑，同时宣告缓刑四年，还需缴纳五万元人民币罚金。
在此，检察官强调，进行贵重物品交易时必须仔细查验对方资信，要求提交明确、能够确认的图文资料和影像文件，坚持由官方机构进行实物检验，并且始终保存相关凭证，察觉异常应当立刻向警方报告。商家需要坚守诚实守信的准则，一起维护公正可靠的交易氛围。
（通讯员：姚安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