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造价三十元的仿冒手表，在视频通话中可售一千元；一个花费五十元的仿皮手袋，在购物中心可标至一千五百元；一个成本仅一百二十元的仿冒名牌包，通过“清关伪装”后能卖到三千元，这些并非杜撰情节，而是中国仿冒品市场每日都在进行的实际买卖，最大获利能达两千四百元。

超过一半的购买者知道是仿冒品，却依然争相购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4年的调查结果揭示，有四成八的仿冒品购买者，主动挑选赝品，目的是用最少的钱，换取所谓的“身份认可凭证”。

30元手表如何变成“进口名表”？

在广州的皮具加工厂中，匠人借助二层牛皮制作出高档品牌图案，一个高仿手袋的造价仅为120元人民币。经过“香港代购”的精心包装，该产品在直播平台上标价3000元，利润空间达到2400%。类似的营销手法也常见于义乌的小商品集散地：成本仅10元的化妆品，一旦贴上英文标签，便摇身一变成为“韩国进口面膜”，在直播间推出“限时优惠”活动，单日销量超过一万件。

仿冒品贩卖已构成体系化运作。 粤东地区工场负责仿造品牌商品，粤中地区直播间编造“专柜清仓”信息，桂北地区货运企业伪造进出口凭证。 沪市警方查获的假冒腕表案件中，仅值八十元的仿制品贴附“瑞士制造”标识，标价竟高达五千元。

他们为了躲避审查，创造了行业隐语，“香家”暗指香奈儿，“驴牌”意指LV，“渠道货”用来掩饰来路不明的仿冒品。主播对着镜头举起伪造的“国家质检合格证明”，托儿们疯狂点赞“物美价廉”，顾客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已经付款。

明知是假货，为何还掏钱？

赝品购买者可归为三种类型。 年轻的职场人士是主要群体，他们选购仿冒名牌的物品来塑造形象：背着冒牌的LV包搭乘公共交通，拍照时在朋友圈标注知名商场位置，得到关注后便秘密退还商品。 大学生则热衷于“球鞋圈层”，源自福建的限量版仿鞋仅售200元，却能让高中校内的同窗产生羡慕情绪。

中老年消费者特别在意成本。乡村市集里，每桶50元的“粤利粤”点心和“康帅傅”油品非常受欢迎，长者认为“口感相差不大即可”，却没察觉这些商品含有害物质。

另有一些人受骗，源于被花言巧语欺骗，直播间中，主播手持标示“允许专柜核验”的牌子，呈现伪造的清关单据和购买凭证，甚至借助异地发货的物流手法造假，例如，源自广州的仿冒包袋，其物流记录却谎称“已在香港完成清关”。

高科技造假：芯片、AI都成了帮凶

仿冒品行业正经历着工艺革新阶段。在上海查获的某奢侈品牌仿冒皮具案中，作案集团收买店铺工作人员，窃取了最新款式的图纸，并在仿冒品内安装了近场通信装置。购物者若用手机扫描该装置，会立刻被导向该品牌的官方网站，从而误以为购买到了具备“芯片验证真品”特征的假冒产品。

有人利用人工智能制作名人宣传商品的视频，声称这些商品是“工厂直接供应的正品仿品”；算法平台会精确地向搜索过“替代品”的用户展示仿冒的广告。有些假黄金首饰甚至能够欺骗专业的检测设备，其表面电镀层含有真金成分，但内部却是铅制成的，如果不将首饰切开检测就很难发现真相。

猫鼠游戏的死循环

整治假冒伪劣存在三个主要障碍。 第一，监管资源与市场体量严重不匹配：全国有将近两万家商业主体，基层执法者每人要负责两千家左右经营场所。 第二，违法处罚力度明显不足：某个制假售假案件涉案金额达十二亿元，但头目只获刑三年并罚款两百万。相比之下，性质类似的案件在西方国家最高可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

跨国作假更难追查。作伪团伙运用“国内制造—经香港出口—保税区再流入”手法，上海警方侦破的跨国假护肤品案里，价值两千万的仿冒品借助伪造的报关单洗去痕迹。即便店铺被封，稍改公司登记资料，三天内新直播间便可重新上线。

企业打假同样困难重重。某个羽绒服品牌花费200万元进行打假，查封了30个制假窝点，但市场上仍有30%的仿冒品在销售，最终不得不撤离县域市场。消费者买到劣质仿冒品时，常常指责“品牌质量不行”，导致正品厂商遭受声誉损失。

4000元买假包，维权成本5000元

网购到仿冒品申诉为何如此困难？ 有顾客在视频通话中购入标榜“官方授权检测”的皮具，经权威机构验证为非正品，欲要求退款，却得知卖家已关闭店铺。官方渠道的协助人员索要质量检测文件、购物凭证等材料，处理案件周期需时45日。结果许多人选择妥协：高达78%的仿冒品争议因“花费有限”而终止举报。

可笑的是那些造假的所谓“免责说明”。广州售卖仿冒包的商人对代购声称：“我按仿冒品出售只算违规，你当真品转卖就是欺诈！”一件成本三千元的仿冒品，代购转手就能卖到两万，月收入足够购置豪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