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学家曼弗雷德·基特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经过长时间考察德国如何对待战争责任，然后他把视线转向东方，感到非常意外，日本对于相似的历史义务为什么表现得那么逃避，好像没看见似的。
基特尔撰写了《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后》一书，这是一部历史学领域的专门著作，在八日开幕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引起了广泛注意。
基特尔依据众多事实依据，得出一个核心看法：纽伦堡审判对德国纳粹战犯产生了广泛影响，东京审判却好像被人遗忘，这种情况是造成战后德国与日本选择不同发展路径的关键因素。
这一结论道出了存在已久的事实。
依据美国公民权利活动人士约翰·路易斯关于战犯审判研究的文献索引，涉及纽伦堡审判的书籍有1290本，至于东京审判的则仅存231本。
依据基特尔披露的信息，战后东亚形势盘根错节，负责东京审判的华盛顿方面刻意未将全部审案文件完整留存，并且直到审判结束三十多年后的１９７７年，才向外界公开相关文献。
然而，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最关键的差异并非于此。在纽伦堡，包括戈林、凯特尔在内的二十四个纳粹核心人物全部受到起诉，其中十一人被判处极刑；后续审理过程中，至少有三十六名主要工业企业的负责人被提交法庭，同时还有大量各行各业涉嫌与纳粹暴行相关的普通人接受法庭质询，所有庭审过程均被完整记录存档。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日本天皇作为该国最高统治者，完全没有承担任何罪责，日本宪兵队的首要人物以及参与战争的民族主义团体，还有那些大资本集团，均无人接受审判。
德国法学泰斗京特·威兰在《纽伦堡：世纪大审判》一书里剖析了纽伦堡审判同东京审判的显著不同之处：前者将德国人的罪恶事实昭然若揭地载入史册，深深烙印在民族集体意识之中——仿佛刻进了人类历史的印记；后者马歇尔对日本天皇的赦免举动，却让世界舆论普遍认为日本全体国民的罪孽得到了整体性宽免。
东京审判之所以鲜为人知，是因为审判不够全面。现在，它与纽伦堡审判的不同之处已经产生了实际影响。比如，在德国的政治氛围和文化里，存在很多专门用来讨论承担罪责的特定说法和思想；所谓的“记忆文化”，就是指把所有关于纳粹暴行的历史信息都记录下来，以此来推动人们进行思考。正因为这个原因，德国到处都能看到关于大屠杀的纪念碑或者展览馆，对纳粹时期的资料收集和整理从来没有停止过。
类似地，早在１９４６年，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就曾论述过：许多人在思想深处反对种种罪孽却未付诸实践……这些人必须肩负起道义上的共同义务。他以哲学视角阐释了进行思想净化与悔过自新的重要性。可以说，纽伦堡审判为德国民众在政治层面、社会层面以及个人精神世界开展深刻检讨与整改提供了契机。
东京审判却并没有产生这样的效果。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始终在争论究竟谁应对战争溃败承担后果而非战争罪行的责任，日本民众从未对自身的神道信仰及文化进行过彻底的反省，部分战争责任人战后依然能够担任重要职务。历史清算缺席的情况下，有人拿广岛、长崎的灾难来否认承担过失的理由，他们似乎遗忘了战争带来的后果永远无法弥补战争造成千百万人丧生的悲剧，也忽略了战争中存在的不比种族灭绝更轻重的暴行。
从这个角度来说，东京审判的使命尚未完结。东京审判相关文献的收集与公布，促使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的研究与关注持续增长。学术的客观分析能够揭示那段被遮蔽的真相，而实现本应进行的审判，依赖于每个人的理智与道德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