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世界历史》2020 年第 2 期
欧洲宗教改革，这一标志着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的事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学者们对其在各个方面的作用还在争论不休，但其对资本主义兴起的助推作用无疑是学者们早已认可和探讨的话题。然而，这类研究大多只是理论分析，当涉及到具体的国家甚至某个行业时，这些理论分析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一历史事实的原因。然而，这种做法在被称为“钟表王国”、同时也是宗教改革运动中心的瑞士却行不通。历史清楚地将宗教改革与现代瑞士工业联系在一起。瑞士式的宗教改革为瑞士创造了独特的现代模式，尤其对享誉全球的钟表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瑞士钟表业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抓住历史机遇、结合瑞士特点、经过长期探索而形成的。
作为钟表业发展背景的瑞士宗教改革值得研究。在这方面，国外学者进行了更早、更全面的研究。瑞士学者Torso 认为，宗教改革前夕，瑞士经历了生产和就业结构的深刻危机，直接或间接导致国内出现了大量雇佣兵，甚至乞丐和流浪者。学者Jean- Favoz认为，当时许多逃离战争和宗教迫害的流亡者，特别是法国流亡者，给瑞士带来了极其宝贵的新技术知识。首先是丝绸和棉纺织业，其次是在日内瓦和西部汝拉山区迅速发展的钟表业。 A. Brady认为，瑞士宗教改革（）对周边地区的人们很有吸引力，“转向瑞士”意味着要么加入瑞士联邦，要么效仿瑞士联邦。 相比较而言，国内学界对瑞士宗教改革的研究较为薄弱，但这并不妨碍从少数热心学者的研究中发现他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以及由此带动的钟表业的发展。在对钟表业发展的直接推动作用方面，陈伟斌认为，早在欧洲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时期，就有一批钟表和珠宝工匠来到瑞士，带来了这种工艺。在间接推动作用方面，王正元等人认为，加尔文推行的宗教改革，禁止佩戴首饰的法令，迫使金匠、珠宝商转行从事钟表业。张志凯综合两种观点，认为瑞士钟表业的发展是在里昂贸易博览会开幕和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双重打击下兴起的。上述研究表明，中外学者曾试图将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兴起，或与瑞士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但这些大多只是对历史事实的陈述。 对于瑞士钟表业，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是其兴起，而没有关注其发展历史与催生其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其与欧洲发生深刻变革的宗教改革时期社会的关系，而是局限于钟表业本身，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近现代，包括瑞士钟表业的现状及其发展成功之道。而对宗教改革的研究也仅限于纯理论研究。那么，如果按照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创立恰好是同一时期的思路，换言之，宗教改革时期是瑞士钟表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的重要奠基阶段，而国内已有研究很少涉及这一历史事实和这一关系，本文将从宗教改革的角度探讨瑞士如何确立其“钟表王国”的地位，将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1. 宗教改革前的瑞士
瑞士曾是古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恺撒在《高卢战记》中写道，高卢凯尔特人最偏远的城市，也是离赫尔维蒂人最近的城市是日内瓦，那里有一座桥通往赫尔维蒂地区。
宗教改革前的15世纪至16世纪初，瑞士各州被内部冲突所笼罩，不断爆发冲突，如1439年和1442年的苏黎世与施维茨战争，以及1474年中部各州联合起来反对勃艮第公爵的战争。为此，甚至成立了“议会”来调解各州之间的纠纷。此外，瑞士森林州还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频繁发生战争，从莫尔加滕战役开始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以上。1499年，由于施瓦本战争，巴塞尔和沙夫豪森加入了邦联，同年邦联最终脱离了奥地利王朝的统治。 瑞士中部人民随后发动了一系列战争，每扩大一地，就破坏乡村统治，将城市纳入其队伍，煽动臣民拒绝缴纳税款和租金，以此使臣民叛乱。这一阶段的瑞士联邦超出了阿尔卑斯山谷的范围，但瑞士地区的权力分配十分特殊，联盟结构也比较松散。正如瑞士学者所说：联邦……没有宪法，没有定期的议会，没有行政机构，没有首都，没有国库，没有高等法院，没有档案馆，甚至没有自己的印章。这表明各成员最初并不是联合起来建立国家，而是觉得组建联邦更有利于争取盟友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其首要目的是共同捍卫各州的独立。当时政治形势的突出特点是地方贵族统治城镇，各州内部的乡村由民主政权统治。 邦联各州拒绝参与未来欧洲大陆的任何冲突，这也可以看作是瑞士走向中立的第一步。
可见，宗教改革前夕，瑞士的政治发展在国内外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阻碍。一是国家与邻国之间以及宗教冲突；二是由此引发的利益分歧——尤其是瑞士雇佣兵在外国军队中服役的问题，成为冲突的焦点。但这些小争端最终在战争失败并吸取血腥教训后得到了解决。1515年9月13-14日，瑞士与法国因宗教冲突在伦巴第平原爆发了马里尼亚诺战役，两天激战，瑞士军队损失了8000余人。这不仅对瑞士这个小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也无情地击碎了它的扩张之梦，从而催生了它“内向型”的中立主义倾向，并由此宣布以后再也不会介入欧洲国家之间的任何政治或军事冲突。通过血腥教训，瑞士逐渐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其政治家及时作出反应，采取了相对明智的外交政策——坚持中立和温和。1516年，瑞士同意与法国缔结“永久和平”条约，不再支持法国的敌人。可以说，马里尼亚诺战役是瑞士全面推行中立政策的转折点。1618年，欧洲爆发了三十年战争，瑞士首次尝到了中立的好处：不仅有大量瑞士人充当雇佣兵为自己的家庭和国家赚钱，而且雇佣兵制度成为瑞士积累资本的重要途径。更重要的是，战后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进一步确认了瑞士主权的独立：瑞士郑重宣布脱离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而独立，并承诺实行“永久中立政策”。到1674年，瑞士“议会”宣布将以中立国的身份行事，不再以任何方式参与战争。 这也是瑞士首次向欧洲提出对外中立政策。我们可以发现，宗教改革的开始与瑞士走向中立政策的道路大致吻合。此后，瑞士远离欧洲纷争，这无疑有助于瑞士的稳定和发展。中立是瑞士的传统，是捍卫瑞士国家独立主权的手段，也是瑞士人所钦佩和最引以为豪的政策。它与瑞士统一的潮流一起，构成了宗教改革前瑞士的政治背景。
16世纪初，瑞士还是一个比较边缘的地区，由于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也没有地方诸侯的统治，很多繁华的城市往往独立存在，比如日内瓦、苏黎世等。作为南北欧之间长期存在的商业桥梁，宗教改革前的瑞士经济可以说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尽管如此，瑞士总体上还是比较贫穷的，阿尔卑斯山的土壤贫瘠，空气稀薄，阳光稀少，资源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牛羊、奶制品也无法提供足够的价值来交换其他生活必需品。诚然，对经过圣哥达山口的货物征收的过境税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但这些收入对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来说，仍是杯水车薪。
瑞士德语区的苏黎世和巴塞尔面临的情况则更为严峻。经过多次战争，一些丝绸和羊毛工业中心的工业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我们的年轻人如何找工作？”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在15、16世纪的德语区一直回荡。最好的答案就是加入雇佣军，而选择雇佣军作为职业也是当时瑞士经济贫困的体现。连绵不断的战争给瑞士的农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农民被迫外出谋生。正是为了寻找本土所缺乏的资源，瑞士人才纷纷大批背井离乡，在国外服役是最常见的移民形式。到了16世纪初，由于在国外服兵役的利润相当可观，出于经济考虑，德语各州政府将其正式纳入政府工作。 表面上，制定军事协议是为了避免雇佣兵制度带来的政治和道德危险，实际上，制定了雇佣兵向地方长官支付报酬的制度，雇佣兵的薪金成为地方政府和军官的重要收入来源，普通士兵只得到非常微薄的安置费，于是一批人在战争中发了大财。几个世纪以来，有一两百万瑞士人在外国军队中服役，包括法国、奥地利、荷兰、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萨伏依、洛林、匈牙利等邻国政府都曾多次雇佣瑞士士兵参战。艰苦的生活环境所孕育出的瑞士雇佣兵的独特品质，使他们的战斗力达到了其他对手无法企及的高度。因此，瑞士雇佣兵被认为是冷兵器时代欧洲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强大的战斗力、高尚的个人素质、良好的纪律，使瑞士雇佣兵在服务于各国君主时备受推崇，成为欧洲最受欢迎的雇佣兵。 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痛苦，却给瑞士带来了财富。年轻人出国当雇佣兵成为瑞士的重要经济来源，尽管这遭到了茨温格利等人的严厉批评……瑞士成为欧洲“三十年战争”的唯一受益者。
当时瑞士的雇佣兵制度，不仅保障了国家的安全，也为日后的经济发展，如钟表业的发展积累了资金，同时将异域的生活方式带回本土，传播西欧先进的思想观念，特别是人文思想，对瑞士社会的演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相比之下，瑞士法语区的经济状况似乎比德语区要好一些。如果说依靠纺织业和雇佣军作为经济来源的德语区似乎与钟表业没有直接的联系，那么作为瑞士钟表业发祥地的法语区却也算是有其前身。虽然瑞士的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但顽强的瑞士人民并没有放弃努力，漫长的冬季和落后的农业迫使他们转而从事手工业。这其中最耀眼的明珠，便是法语区日内瓦发展了百年的传统产业——珠宝业（orfè）。早在钟表传入瑞士之前的13世纪，日内瓦就有一些专门制作金银首饰和宗教用品的工匠，他们以工坊的形式活跃在日内瓦各地，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产业。 他们除了服务欧洲贵族、王室之外，还承接一些宗教事务，各种制作精良的珠宝首饰和宗教用品也畅销欧洲各地。以至于大仲马曾形象地说过：日内瓦有3000名工匠，为整个欧洲供应珠宝首饰，每年有7.5万盎司黄金和40万盎司白银在这些工匠灵巧的双手下蜕变，可见当时日内瓦珠宝业的影响力。14世纪时，日内瓦已是欧洲为数不多的贸易中心之一，法国、荷兰以及意大利米兰的商人云集于此，给日内瓦珠宝业带来了空前的繁荣。然而，日内瓦欣欣向荣的传统珠宝业并没有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而是很快消亡了。
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早在14世纪左右，日内瓦已成为欧洲为数不多的贸易中心之一。然而，15世纪中叶，法国“蜘蛛王”路易十一看到法国珠宝商人云集日内瓦珠宝市场，觉得自己国家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于是他以皇家公告的形式宣布，在自己的国家创建和重建66个博览会，并给予来法国的外国商人许多特权。他鼓励里昂珠宝博览会冲击日内瓦珠宝市场。同时，在1462年颁布了禁令，禁止任何法国商人进入日内瓦。这一禁令给瑞士珠宝业造成了一定的打击。另一方面，真正的“致命一击”来自国内。经济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变化。享乐取代了贫困的生活。社会阶层分化明显，新旧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不断积累。 尤其是加尔文在宗教改革时期颁布的两项法令，使以珠宝业为生的工匠和商人面临失业，珠宝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正是因为这些因素，1540年意大利和法国难民首次来到日内瓦经商时，大量以珠宝业为生的工匠和商人失业，而他们却成为了钟表生产和管理的优秀劳动力。钟表于16世纪初诞生于意大利，随后逐渐传到法国，最后在日内瓦扎根，催生出了一个新兴行业——钟表制造业。因此可以说，瑞士传统的珠宝加工业为瑞士钟表业的崛起奠定了技术人才基础。
至此，瑞士宗教改革前的图景被粗略地描绘出来。可以发现，虽然具备了相当的条件，但这些条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只能算是当地珠宝业的“前身”，远远不足以形成钟表业。当时处于欧洲宗教改革的中心，弥漫着宗教改革硝烟的瑞士，如何乘着这股浪潮，把宗教改革前基本不存在的钟表业发展壮大，就成了一个必然的问题。那么这无疑是瑞士突破和建立起来的重要时期。可以说，宗教改革时期，钟表业成为了瑞士的一个特色产业。这一产业后来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发源地日内瓦的教会和社会氛围。严肃、认真、朴素、节俭逐渐成为日内瓦乃至整个瑞士的风尚。这些变化中隐含的复杂关系和最终表现，也是启发我们去探究它们与宗教改革之间关系的原因。
2. 宗教改革：瑞士钟表业崛起的助推器
说到瑞士钟表业的发展，不能不提到宗教改革。这不仅是因为瑞士的制表地区几乎都在新教国家，而新教国家又是欧洲宗教改革的中心之一，更是因为宗教改革前的瑞士根本无法完全实现这一产业。因此，有理由推测，没有宗教改革，就没有瑞士钟表业。那么宗教改革是如何推动瑞士钟表业发展的呢？我们可以发现，宗教改革对瑞士钟表业的发展产生了以下三个影响。
首先，宗教改革后，宗教的管辖权被收回国家管理，宗教改革法令颁布，强劲的对手——珠宝业被淘汰，为钟表业的崛起创造了适宜的环境。
瑞士地方市议会和市政机构享有高度自治权。但由于历史原因，政府无权干预教会和宗教事务的管辖，因此瑞士各州分别受不同邻国天主教教区的管辖，包括奥地利、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管辖区。因此，虽然行政上统一，但瑞士的宗教事务实际上是由不同国家的宗教组织管理的。这也决定了瑞士宗教改革的任务与其他国家有很大不同，即瑞士宗教改革与国家独立、民族统一的任务结合在一起。瑞士宗教改革主要集中在城市，一方面农村的牧师往往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子弟，不良嗜好比城市神职人员少得多，人们对教会的反感情绪也不是特别强烈。另一方面农村经济单一，生活贫困，没有来自资产阶级势力的领导，新思想很难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 这也能解释为何瑞士宗教改革的冲击首先发生在工商业相对发达的城市。“赎罪券”在瑞士普遍受到抵制，因此这种非法贸易很快被政府禁止。但人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国家干预教会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在瑞士，教会和民生问题其实是紧密相连的，这也使得瑞士后来的宗教改革成为社会改革的直接原因。
瑞士宗教改革的主要地区在德语区和法语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两位代表人物必须介绍一下，苏黎世的茨温格利和日内瓦的加尔文，他们一个为瑞士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个则使瑞士宗教改革成为可能，为瑞士钟表业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茨温利1498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在大学期间结识了一批瑞士学者，其中有学识渊博的瓦迪亚努斯和不羁的格拉里努斯，茨温利深受他们的影响。1523年，茨温利在苏黎世市政厅提出“六十七条信纲”的公开辩论，用一整套新颖激进的思想与比路德宗还要激进的天主教对抗。凭借对教会腐败的大胆批判、对“赎罪券”贩卖的抵制、对雇佣兵制度的谴责，茨温利在苏黎世的政治和宗教改革很快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欢迎。改革后的苏黎世议会不仅取代了以前主教管理教会事务的权力，还拥有教育、选举和罢免牧师的权力。这种市议会与教会事务的统治是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茨温利的神权政治思想。 茨温利认为，基督徒不过是善良忠诚的公民，基督教城市不过是基督教会。这使得宗教改革得以顺利实施，受天主教压迫的人们的生活迅速改变，并得到市民的广泛支持。16世纪中叶的巴塞尔议会宣布，各城市政府部门的设立主要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一切不公正、臭名昭著的罪行均应根据神圣的基督教条例予以禁止。不幸的是，第二次瑞士宗教战争期间，改革派在卡佩尔战役中失败，茨温利阵亡。但茨温利改革的成果却被继承下来。16世纪中叶，茨温利的追随者与加尔文派达成协议，两派合二为一，各项改革成果为加尔文派所用。
瑞士宗教改革的另一位重要领袖加尔文，撰写了影响深远的《基督教要义》。1531年，他留学巴黎，专攻神学。加尔文综合前人的思想，系统阐述了宗教改革的教义，被称为新教的《神学大全》。加尔文彻底贯彻了“唯独神恩说”，主张人不可能靠自由意志自救，并提出了“神预定说”。他认为人是否得救是神预先决定的，即神选民注定得救，神弃绝的人注定要受苦。但加尔文并不赞同他的读者（信徒）在知道自己命运后消极等待，因为不管怎样，人都无法猜测神真正为他安排了什么。 加尔文还主张“问候论”，所谓“问候”本是秘密，但可以通过一定的神迹显露，使人脱离绝境。加尔文用三个词概括他的教义，即：虔诚、正义、节制，这是基督徒对待上帝、他人、自己行为的最高典范。加尔文用这种矛盾、神秘、怪诞、反常的形式，击碎了特权阶级的神性，通过看似不平等的做法，实际上实现了平等，为资产阶级快速致富、夺取政权创造了最好的理论武器。
但这些只是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宗教改革对钟表业的影响，还必须考虑当时直接的社会状况。1536年，日内瓦成为加尔文完全统治的城邦，成为他实现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居民几乎所有的活动都受到他的教条的制约。如果说茨温格利宗教改革的核心是基督教社区和地方行政官的职责，共同建设地上的基督教王国，那么加尔文则在日内瓦创造了一种“政教合作”的具体形式，政界和宗教界人员相互交叉、渗透，使宗教改革得以在日内瓦实施并最终取得胜利。在神权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敕令得到全面实施，包括1541年颁布的《教会法令》和《禁奢令》，对瑞士钟表业的影响最为直接，对珠宝业打击极大。 在强制性命令之下，加尔文还制定了反对偶像崇拜和圣物崇拜的改革政策，日内瓦议会于1560年通过法律，限制人们佩戴奢华珠宝首饰。甚至直到1566年，加尔文政权垮台后，日内瓦仍然忠实地遵循新教信仰，继续贯彻加尔文的理念，开始禁止工匠制作十字架、圣杯等宗教物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钟表的需求量却不断增加。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随着信徒的日益增多，新教教堂随处可见，仅在法国，加尔文教派就有约2150座教堂，约100万信徒，虽然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然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 虽然这给日内瓦当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俗话说，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但宗教改革中的这些法令，实际上却消灭了钟表业发展的强劲对手——珠宝业，并将那些从事珠宝业的工匠转化为钟表业的潜在技术人员。钟表业所需的高超技术和工艺，珠宝业的工匠恰恰具备。因此，当1540年意大利和法国难民来到日内瓦经商时，大量以珠宝业为生的工匠和商人，成为钟表生产经营的优秀劳动力。这种重要的手工艺于16世纪初诞生于意大利，随后逐渐传到法国，最终在日内瓦扎根。瑞士传统珠宝加工业奠定的技术人才基础对此贡献巨大。宗教改革的作用则更为直接。可以发现，与那些受加尔文主义影响较小的地区相比，虽然也有相对发达的珠宝业，但后来并没有形成规模化的钟表业。 这无疑是值得深思的。
加尔文的思想比茨温利和马丁·路德温和、积极得多。前者以尊重君主制为首要，后者则以共和主义倾向为主。但最重要的是，加尔文显然不赞同他的读者（信徒）在知道命运时消极等待。因此，如果说茨温利的宗教改革对瑞士钟表业的影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那么加尔文领导的宗教改革对瑞士钟表业的影响则更为深远。
其次，宗教改革的“衍生品”，即遭受宗教迫害的法国难民，为瑞士钟表业的崛起提供了技术人才、商品批发经验和资本。
我们知道，加尔文颁布法令之后，日内瓦的珠宝业曾面临严重的危机。就在这些工匠们寻找出路的时候，进口的钟表业恰好从法国来到瑞士，拯救了陷入困境的珠宝业。当然，这并不是出于善意或偶然，而是迫于当时复杂的宗教环境。例如，16世纪，法国的宗教冲突导致了震惊世界的宗教屠杀，因此相当一部分追随加尔文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来到瑞士避难，而这些难民中就有一部分是技艺精湛的钟表工匠。从布卢瓦到日内瓦，穿过汝拉山脉，这些遭受迫害的法国新教徒不断涌入瑞士，这也很好地解释了钟表业集中在法瑞边境的事实。
早在1517年，马丁·路德（ ）在德国进行改革之前，一些法国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者已经在1541年建立了一个共同的愿望，他在日内瓦（）定居下来，并将其作为法国抗议者的法国抗议者，将其作为教会和纪念派。法国的加尔文主义成为了一个主要关注点，这导致了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和对休格诺特人的宗教迫害，并在此期间包括了一系列八场黑暗的宗教战争，其中包括“圣巴塞洛缪之夜”，其中约有3,000名雨果在巴黎被杀死了8,000名。 尽管法国国王在1598年发布了“南特的命令”，这是双方的妥协，以调和矛盾，并结束宗教战争，以捍卫他的宝座，但宗教迫害在1610年结束了。 S必须离开法国，新教徒被禁止，新教教堂被摧毁，新教学校被关闭。
法国国王亲自将这些宝贵的“资源”给他的邻国“免费”，毫无疑问，与法国的天主教区域相比，瑞士守望台的发展。 çoisI。但是，由于迫害，这些熟练的工艺品很快就逃到了日内瓦，不仅为瑞士带来了先进的手工艺品，尤其是奢侈品生产技术，而且还带来了商品和经验。法国难民流入日内瓦，其中1,536名是工匠。 根据1515年，在1515年，在日内瓦的圣皮埃尔大教堂需要维修，但在1550年之后，没有合格的守望者。由于日内瓦说法国人，大约有100多名守望者，大多数人都可以逃脱，这是一家人，大多数法国的新教徒都逃脱了大多数人，因此，有100多名守望者和300名技术人员。 ERS和制表业很快就开始于日内瓦。 这项法国技术和日内瓦珠宝行业的结合促成了瑞士的第一个制表业，随后从日内瓦逐渐发展到朱拉山脉，形成了一条工业链，并高度整合了金和银珠宝行业。
但是，除了技术，手表行业的发展外，瑞士还需要有两个主要方面的资金。日内瓦成为法国新教徒的避难所，此外，城市居民的数量在日内瓦中出现了这笔钱用于改革，但也有很大的部分用于发展手表行业。 其次，在改革期间，这也是欧洲宗教战争的时期，瑞士出口了大量雇佣军，从1594年到1605年，瑞士人仅在法国就累积了大量资本。
最后，精神和思想的变化有机地将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结合在一起，以及人们对现代社会的时间和社会需求的概念都促进了观察行业的发展。
改革间接地对精神层面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从而感染了瑞士人的思想和概念，使瑞士更早地产生了资本主义思想的芽，甚至培育了瑞士人的持久工艺，从而为长期的宣传行业提供了抗议者的宣传，因为这是抗议者的长期发展。神学阐明了世界王国与天国之间的差异，从而证明了寻求利润的商人和货币服务的冒险活动 - 这可以完全看作是天堂的决定，在他的道德体系中，加尔文（）对企业的努力和艰苦的努力都具有``善良''的范围。在某些方面。 但是，麦克斯（Max Weber）还认为，一方面，新教徒积累了财富，另一方面倡导禁欲主义，这为资本主义在早期阶段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核心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而资本主义的核心将不断地投资于复制品，因此，基于现代的宗教信仰，这是构成现代文化的基本概念。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在瑞士的资产阶级追求财富，并为瑞士的新教和封建君主制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上的武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可以相互竞争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宗教改革还影响了瑞士人的质量和概念。
守望行业是一个“良好”和“准确”的行业ERS还将写和算术。
此外，随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加深，新世界的发现以及宗教改革的加深，西方欧洲社会的整个时间都需要更准确的时间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外国物体及其主观的感觉，例如农民根据天气制定生产计划，手工业的时间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力的时间。在时钟行业中，使瑞士手表行业几乎没有阻碍地发展到现代。
3.在宗教改革的影响下，瑞士观察行业和经济发展
欧洲宗教改革和瑞士人的守望行业相互补充。
（1）对钟表行业的巨大影响 - 瑞士的支柱行业
宗教改革在1686年的宗教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世纪，日内瓦的人口超过26,000人。很快。 自1740年以来，纳沙特（）的工艺品散布在洛克山（ ）脚下的巨大农场，以寻找钟表的工作机会，可以在这个镇上为制表师提供。 Land开始了时钟观察行业，在宗教改革的后期，瑞士将时钟行业从小型行业变成了弱者，从弱者变为强者，并最终成为其支柱行业。
欧洲宗教改革的影响导致了瑞士观察行业的发展，随着行业的扩展和延伸，瑞士产生了世界 - 阶级行业 - 观察行业。
（2）影响瑞士现代城市的发展-，时钟市
宗教改革使瑞士成为世界钟表城市 - 宗教改革不仅使日内瓦成为新的宗教罗马，而且使日内瓦成为瑞士守望台的出生地。
除了瑞士观察行业的发展外，除了国家的宗教改革的影响力外，法国对瑞士宗教改革的重要影响是基于对法国人在不同语言环境中迫害的法国信仰的各种考虑。销售网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观察者促进了日内瓦的发展，Calle文化可以满足其工业发展的需求
这样，在16和17世纪的瑞士，由于其宗教改革的新宗教直接和间接地吸引了许多法国制表师，因此他们促进了更高的专业成就。
那么，日内瓦的天生地理条件和语言是前面提到的。自1584年以来，作为一个独立城市的国家，日内瓦共和国和瑞士联合会一直保持着联盟的关系。
日内瓦是新教徒，但实际上，日内瓦对天主教徒来说更重要，尤其是在加尔文的领导下。越来越多的人在数天内增加的人数已成为新教的“资本”。
其次，日内瓦的中立地位的优势使Calle文化的信徒不仅可以在这里找到安全的栖息地，而且还可以在他们的生活中居住。 。
第三，由于地理因素的影响，瑞士城市的现代化过程加速了日内瓦城市。
（3）观察行业的其他瑞士经济体的发展将推动其他瑞士经济体的发展
宗教改革结合了才能，科学和教育的原因，并促进手表行业变得更加成熟，在几个世纪以来，以劳动和持续的规模扩张，并以宗教文化的形式保留这种工艺和技术，该地区始终保持迄今为止的技术优势，使现代守望量保持在全球范围。
The idea of has the watch and the force for the of the Swiss watch . , the é is . A early of labor, each is for a step of the clock , on the of . The model is . In , the are . They also learn , , which is also very to the and the of the clock .
难怪学者们认为，宗教改革不仅在瑞士联合会的宗教和政治生活中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出口到高端服装行业：机械制造业是瑞士最大的工业部门，其兴起和发展与宗教改革密切相关。染料促进了染料行业的出现。
结论
总而言之，由于环境原因，瑞士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为了生存，瑞士人的努力已经发展为诸如手工艺品行业之类的行业，以取代这些先进的思想，使瑞士的数千个家庭在瑞士人的心中扎根于宗教人士人才和宗教改革还以资本主义的精神组织了宗教信仰，从而促进了守望行业的发展，而现代城市的发展最终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同时，我们还应该发现，尽管法国在法国有200,000至25万人，相当于法国霍戈的总数的1/4，但其中许多人是时钟的专业和技术人员，他们离开了法国，他们去了法国，英国国王，纽约州，宗教，但他们却曾经是一小部分牛市。像瑞士一样，我们认为，就瑞士而言，它仅限于地理位置，土地资源和其他各种元素，这只有这种精品店的生存之路。 从传统意义上讲，宗教改革通常被认为是对宗教事件或政治事件的一般理解，并且已将其提升为社会运动和经济结构变化的转折点。
如果从欧洲时代的变化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可以理解瑞士将宗教改革和中性政策等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并坚定地选择了精品店发展路线，并最终产生了瑞士观察行业的发展，这也不是瑞士人的兴趣，这是一个巨大的事故。欧洲的经济和社会不仅为瑞士和欧洲带来了“准确的时间”，而且还为世界带来了“现代”。
作者马丁（），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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