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由于文化现象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文化研究几乎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这些研究既是文化哲学研究的基础，也是文化哲学研究的对象。文化哲学研究就是在与相关学科的交叉互动中开始的。研究哲学与文化的关系，应从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三条路径入手，方能一窥当代文化哲学形成和发展的总体脉络。维科正是将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融为一体的思想的开创者。
一
伊姆巴蒂斯塔·维科是文化人类学的先驱。文化人类学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的历史、现状和发展的学科，特别重视研究原始文化、神话传说中所反映的人类文化的起源和结构。18世纪，文化人类学研究已初具规模，一些历史学家注意到古代社会的文化遗存，收集民歌、民间故事成为一种风尚，产生了麦克弗森的《苏格兰之歌》、弗雷索的《金枝》等代表作。在这样的氛围中，维科对历史研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开创了通过神话传说研究人类各种文化、制度和特征起源的先河。神话研究至今仍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马林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等人在这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维柯把世界划分为民族世界、自然世界和神灵世界。民族世界是由人类“异教民族”及其智慧、语言、文字、科学、宗教、社会制度、生产、商业等物质和精神文化成果构成的。所谓“异教民族”，是指除产生基督教的希伯来民族以外的所有民族。维柯认为，人类世界就是民族世界。从词源学上看，民族是“诞生”或“出生”的意思。民族是有共同起源、共同语言、共同制度、共同血缘关系的人们共同体，是一个活动的整体。维柯认为，不同的民族在历史中形成了各自的体系，独立发展，有一个兴起、发展、成熟、衰落、灭亡的过程。把人类世界称为民族世界，就是把人类世界看作一个处于活动过程中的整体。因此，历史的对象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民族群体。 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民族都能超越个体的狭隘，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展现出各种普遍的联系。
民族的性质，就是民族的生成。维柯所用的“性质”(或自然)一词，有繁殖之意。他认为，“各种制度的自然性质，无非是它们在一定时期、以一定方式产生。不管是哪个时期、以何种方式，产生的制度也都是一样的，不能有差异。”（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民族的性质，无非是各个民族产生的方式。有什么样的性质，就有什么样的性质。人性不是预先确定的，而是一种结构。这种结构产生和形成的方式，决定了人性是什么样的。因此，研究人性，没有必要从上帝那里找依据，也没有必要在虚构的人性假设上建构人类历史的永恒原则。只要从实际的历史材料出发，就能发现人性——不同民族历史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普遍的原则。
“部落自然法”是各民族共同的、普遍的原则。维柯根据“自然即繁衍”的原则考察了地中海沿岸各民族的原始文化，发现不同民族历史上存在着三个共同的、普遍的原则：宗教、婚姻制度、丧葬制度（相当于我国《周礼》中的祭祀、婚礼、葬礼）。维柯认为，宗教、婚姻、葬礼是人类文化生活的共同源泉，是人类进入文明状态的标志，是人类区别于动物、使人成为人的主要特征。这三个源泉体现了人类所遵守的“部落自然法”，是全人类共同的自然理性所规定的自发的、必然的风俗或倾向。这个“部落自然法”是宗教、婚姻、葬礼等“源于互不相识的民族间一致的观念”的“共同真理基础”，是人类起源方式所决定的共同的人性（《新科学》，第135页）。
每个民族的历史都是各自创造的。对于宗教、婚姻、丧葬等各民族共有的文化现象，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文化交流说，认为普遍的文化现象是本民族独特文化传播的结果；另一种是文化独立起源说，认为各民族在相互孤立的情况下，创造了普遍的文化现象。维柯承认文化可以交流，但反对用文化交流说来解释各民族文化的起源。从逻辑上讲，如果普遍的文化现象源于文化交流，那么这种文化的起源就缺乏足够的人文基础，充其量只能说明各民族之间文化认同的一致性。事实上，大多数古代民族的原始文化，多是在相互封闭的地理环境中独立形成的，别说浩瀚的海洋、浩瀚的沙漠，就是一条大河、一座高山、一片森林，也足以使原始人无法前进，几百年、几千年不相互交流。 但这种孤立状态，并不妨碍各民族由野蛮进入文明、成为“人”，也不妨碍各民族文化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足以证明各民族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人性，这是共同文化现象的基础。维柯嘲笑“部落自然法”是由某一民族首先创造，然后传给其他民族的观点，认为这是民族虚荣心的表现。
维柯是共同人性论的倡导者。他认为，正是这种共同人性支撑了人类世界。共同人性是人类起源的行为模式所形成的普遍原则和结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永恒基础。共同人性固定了一段“理想的永恒历史”，“每一个民族都要在时间中经历这段理想的永恒历史，从兴起、发展、成熟，到衰落、灭亡。”（《新科学》第110页）有了共同人性，就有了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因此，人类的历史才可以被理解，历史研究才可以成为科学。
二
马克思十分重视对维科思想的研究，认为《新科学》“同法律庸人对罗马法的精神的理解相反，它对罗马法的精神作了哲学的理解，充满了天才的闪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18页）通过对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和发展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哲学的文化研究不是简单的哲学理论活动，而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发展过程。这是由文化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抽象的思辨文化是不存在的。文化是人类特有的活动、成果和活动方式的综合体。从研究人类活动的独特过程出发，形成了历史哲学；从研究人类活动的成果出发，形成了文化人类学；从研究人类活动的独特方式出发，形成了文化哲学。研究人类活动的独特方式的基础正是研究人类活动的过程和成果。因此，哲学的文化研究必须保持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三个具体维度的三位一体关系，否则就会回到康德、黑格尔，成为康德、黑格尔已经完成的以思辨方法为特征的文化本体论研究，这样的文化哲学必然徒劳无功地回归。
第二，文化哲学三个维度的三位一体性体现了人与文化的辩证关系。文化、社会、历史三个概念也是一个三位一体，三者统一于人的活动中。文化是人活动的结果，社会是人活动的方式，历史是人活动的过程，人是活动的主体，三者统一于人的活动中。这就是为什么文化的哲学研究呈现为文化哲学、历史哲学、文化人类学三位一体的现象。文化哲学的建构，应该按照文化哲学、历史哲学、文化人类学的关系来进行，应该以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哲学以及研究对象为基础，进而形成文化哲学理论，研究文化的本质和普遍规律。
第三，文化哲学本质上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综合体现，是人对自身的综合反思。任何自我意识都必须通过对象意识而确立。人的自主活动所确立的能够反映人本质的对象，就是文化。人通过认识文化，才能确立自我意识。因此，从人的自我意识的角度看，哲学对人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就集中体现在哲学对文化的研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哲学本质上就是人的自我意识。
文化哲学是当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也是最能体现当代哲学发展走向的领域。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卡西尔的人的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萨特的存在主义、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卡尔纳普和艾耶尔的语义哲学、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还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等等，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文化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当代中国哲学在对东西方文化的重视、对哲学的存在论转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视、对日常生活的批判理论的重视等方面，也都走上了文化哲学的研究道路。因此，当代哲学的文化研究倾向体现了当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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