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标题下的“国家艺术杂志”可快速订阅
影视人类学的第一次转折：
斯宾塞关于澳大利亚中部原住民的电影制作及其影响
概括
鲍德温·斯宾塞不仅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重要先驱，也是影视人类学实践的先驱，他为探索视觉媒介的使用与人类学学科范式当代转型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案例。斯宾塞系统的田野调查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整体观使得他的田野图像更加系统化，而深度访谈则为这些视觉材料提供了充足的文化背景。对斯宾塞来说，视觉材料并不构成人类学理论探索的主要证据，而是人类学知识向公众传播和教育的有效渠道。然而，人类学理论的转向和学科规定的变化导致了影视人类学的第一次转向，视觉材料的制作和使用受到了压制，斯宾塞的实践也在一段时间内绝迹，后继无人。
关键词：斯宾塞；澳大利亚原住民研究；视觉概念；田野调查；视觉人类学
文章编号：1003-2568 (2018) 01-0034-07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作者：梁俊建，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邮政编码：
斯宾塞是电影人类学的重要奠基人，虽然在他之前已有人类学电影的拍摄实践，但对包括让·鲁什在内的很多人而言，斯宾塞才是人类学电影制作领域真正的先驱。不同于早期旅行者的田野旅行，他是第一位自觉将电影媒介运用于人类学田野研究，并拍摄出相对完整、具有民族志价值的电影文本的学者。同时，斯宾塞的电影人类学实践也处于更大的历史背景之中，对于早期电影人类学实践的没落具有象征意义，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电影人类学的第一次转折。但目前对斯宾塞电影人类学实践的相关研究却十分有限，由于他所拍摄的电影素材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推动下一直被封存，不对外开放，使得此类研究的开展更为困难。系统研究斯宾塞的人类学电影拍摄实践、思想及其影响，有助于我们理清电影人类学学科早期的发展脉络和丰厚的遗产，并在此基础上反思影像媒介在人类学知识发现与传播中的独特作用。
本文以斯宾塞的田野日记为主要研究材料，结合其人类学著作及其他相关资料，详细描述了斯宾塞的田野拍摄实践及视听语言特征。笔者认为，斯宾塞是较早践行现代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的人类学家，其电影拍摄实践建立在对本土文化与知识体系的整体把握之上，从而形成了旅行影像与同期探险影像的清晰界限。但由于当时作为大众媒体的图像缺乏系统的传播渠道，以及人类学本身范式的变化，静态与动态图像的生产已从人类学研究实践的中心走向边缘。一方面，它无法为新兴的功能与结构研究提供直接的田野证据与文化理解；另一方面，在以文本写作为中心的学术环境中，图像的感性特征被认为削弱了人类学家从文化材料到人类智慧的理性思考。因此，斯宾塞开创的影视人类学在诞生之初就遭遇到了严酷的外部环境，人类学家主动放弃图像媒体的阵地，将其交给了新兴的视听娱乐产业，从而形成了影视人类学的第一次转向，并为人类学知识的传播带来了不良后果。
1. 斯宾塞的整体民族志追求
斯宾塞出生于1860年，他在英国接受了动物学的大学教育，在进入大学之前学习了一年的素描。1887年，斯宾塞被任命为墨尔本大学生物系的创始教授，从英国来到澳大利亚。作为专职动物学家，他于1894年受邀参加澳大利亚中部（霍恩）的科学考察。在这次考察中，斯宾塞与已经灭绝的土著文化有了深入的接触，对研究人类文化产生了学术兴趣，并结识了日后成为他长期实地考察伙伴的吉伦。吉伦出生于澳大利亚南部，长期为澳大利亚基层电报系统工作，因此与澳大利亚土著人关系密切。在对土著居民进行人类学研究方面，斯宾塞与吉伦一拍即合，两人于1896年开始了正式的人类学探险，这次探险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斯宾塞撰写的民族志《澳大利亚中部土著》。
1901年至1902年，斯宾塞和吉伦开始了新的人类学探险。在此期间，斯宾塞系统地拍摄了50多分钟的澳大利亚土著影像。除了物质文化的研究，如系统地收集、整理文化用品标本外，他们还请懂英语的土著人担任翻译，通过绘画等辅助方式对熟悉部落文化的当地人进行长期深入采访，与一些受访者一起工作的时间长达一周，充分了解语言和仪式背后的文化信息。斯宾塞在这次探险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上述工作方法，以及具体的感悟和收获。例如，在这次探险的第三站（克里克电报站），斯宾塞和吉伦在当地土著翻译吉姆（土著人称他为吉姆）的帮助下进行了长期深入采访。其中，对原住民长老的访谈持续了整整一周，访谈结束后又花了四天时间整理和核实内容。在如此密集的田野工作基础上，斯宾塞逐渐形成了对原住民文化的整体理解，克服了当时大多数文化理论推论过度使用碎片证据而不考虑这些证据的文化背景的问题。
在长期的田野工作和文化整体观的指导下，斯宾塞发表了一批民族志报告，在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欧洲大陆和英国、美国的人类学家从多角度探讨斯宾塞和吉伦提供的田野资料，客观上推动了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国际性学术交流的形成。1913年，马林诺夫斯基甚至声称，人类学理论中有一半以上是直接借鉴斯宾塞和吉伦著作的，如果加上间接影响，这一比例将上升到十分之九。斯宾塞和吉伦的研究恰好出现在进化论理论体系本身进入混乱时期；在他们的著作中，虽然对材料的科学分析依然受限于进化史，但他们在多处提到了土著社会变迁的多样性，为质疑进化论提供了一些客观证据，而文本中的情感力量也直接影响了涂尔干和弗洛伊德对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研究。
2.斯宾塞的影视人类学实践与理念
基于启蒙运动、地理大发现和全球殖民体系的推动，以摄影技术为代表的视觉媒体在整个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被赋予了丰富的期待，它构成了现代西方社会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公民教育意义，成为一种新型的健康娱乐项目。在对土著民族知识体系进行整体研究的基础上，斯宾塞在1901年至1902年的探险中系统地采用了摄影等视觉手段，获得了独特的经验数据，成为影视人类学的重要奠基人。那么，斯宾塞在实际的人类学探险中具体是如何进行视觉人类学实践的？他的视觉数据与他的人类学理论成果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其中体现了哪些关于视觉媒体的独特理念？在无法直接接触图像文本的情况下，这需要我们回到斯宾塞的探险日记中进行细致的考察。
1. 斯宾塞的第一次野外拍摄
1901-1902年远征澳大利亚中部之前，斯宾塞听从了海登的建议，带上了在伦敦购买的一台照相机；海登也建议斯宾塞带上留声机，并做了一些详细的技术指导。远征期间，他共拍摄了13部总长度超过50分钟的短片，这是当时关于特定族群最长的一批影像资料，主要记录了人们的各种仪式。同时，他还拍摄了500多张玻璃板照片。这些照片除了庆典和仪式外，还包括物质文化和一些人们生活场景的照片。
考虑到炎热的气候对设备和录制的胶片都会有危险，斯宾塞只在前两个野外地点录制了影片，然后将设备和胶片邮寄回去。这两个营地分别是爱丽丝泉的 9 号营地和 22 号营地，后者也是斯宾塞和吉伦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探险队于 1901 年 3 月 28 日抵达营地，4 月 10 日离开。整个野外工作持续了大约半个月。3 月 30 日白天，斯宾塞第一次架设摄影机，希望拍摄到当地人的祈雨舞蹈，但等了一天他们也没来，这也使得斯宾塞第一次真正的电影拍摄推迟到了 4 月 3 日。斯宾塞在日记中描述了当天的成功拍摄：
上午，土著人为我们表演了祈雨舞。我和吉伦先到广场上设置好设备，然后土著男子开始表演。我努力对着镜头，不断关注着仪式的内容，因为每一个动作都代表着他们的祖先在半人半兽时的行为。仪式结束后，我和吉伦叫来一两个老人，和他们坐在一起，让他们告诉我们所有的仪式内容代表着什么。这往往要花很长时间，因为老人们经常会花很长时间互相讨论。然后我把它记在我们的日记里，然后设置好所有的摄像设备，为拍摄下午的表演做准备。
上午和下午拍摄完电影素材后，斯宾塞在当晚继续用留声机录制了三首原住民歌曲。4月4日上午，斯宾塞拍摄了另一场仪式；4月5日上午和下午，斯宾塞又拍摄了其他原住民仪式。忙碌了三天的拍摄后，斯宾塞和吉伦又花了四天时间写日记、搭建暗房冲洗照片、将胶片封好并送回墨尔本冲洗。4月10日，当以上所有工作完成后，探险队离开营地，开始前往爱丽丝泉进行下一轮实地考察。
2. 爱丽丝泉的电影实践与反思
经过十多天的跋涉，斯宾塞和吉伦来到了熟悉的爱丽丝泉，并在那里拍摄了一个多月。由于两人对爱丽丝泉附近的原住民十分熟悉，所以他们抵达后不久，附近不同部落的人们便纷纷前来探望斯宾塞和吉伦，并为他们举行各种仪式。由于之前曾成功尝试过拍摄，斯宾塞除了技术上的考虑外，也有更多的精力去思考如何使用摄影机，以及处理拍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情况。
抵达爱丽丝泉后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23日中午，当地土著部落为白人老友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双方商议并安排了接下来几天祭祀舞蹈的表演和拍摄。斯宾塞和吉伦给部落成员送了一些烟草，但把他们最感兴趣的物品，比如斧头和刀具，留作拍摄完成后的奖励。这种“激励措施”后来被证明非常有效，当地人对斯宾塞的拍摄计划几乎无条件的配合。4月26日上午，是双方约定的第一次祭祀表演拍摄。斯宾塞和吉伦一大早就架好了摄影机，但因为土著人的面部和身体彩绘耗时颇长，这些工作完成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光线微弱，根本无法拍摄。不过，斯宾塞并不着急。他相信，在斧头、刀具等贵重礼物的鼓励下，土著人第二天会更加努力，弥补这一天的损失。果然，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土著朋友来到斯宾塞的营地，告诉他绘画已经完成，可以开始拍摄了。接下来的一周，斯宾塞和吉伦紧张地制作着仪式表演的静态和动态影像，每天早上起床后就立即开始调试和设置摄影设备。除了拍摄，他们的业余时间就被照片冲印、胶片保存等技术问题填满了。随着信息逐渐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不同部落的土著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主动参加仪式舞蹈表演。斯宾塞和吉伦也送出了大量的茶叶、面粉、糖和烟草，他们还要通过电报站的邮政系统从外面补充一批礼物。
长时间的拍摄开始影响斯宾塞的心情，最初的充实感和兴奋感逐渐消退。5月1日，斯宾塞在日记中写道，他对这种高强度的田野工作“感到恼火和疲惫”，但又不得不继续完成；5月3日，他在日记中抱怨道：“土著人通常都很热闹，但当我拿起相机走过去时，他们却和法官一样严肃，四处飞舞的苍蝇也因为土著人的严肃和沉默而落在他们的眼睛上，让我们根本没法拍摄照片”；5月4日，炎热的天气考验着相机，一张150英尺的胶片就被卡住了。斯宾塞抱怨胶片摄影太贵了，“尤其是当你不知道在哪里放映这些每分钟要花费17英镑的胶片时。”
上述负面情绪在5月8日的一次拍摄中集中爆发。在当天下午的一场仪式上，两名老人扮演蜥蜴。斯宾塞曾架好摄影机，希望从特定的角度拍摄他们从丛林中走出来的过程。然而，情况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两人突然从一丛灌木后面溜走，转了个大圈。当时，每部影片只有3分钟长，斯宾塞被迫拍摄大量景物，几乎没有表演。在当天的日记中，斯宾塞承认这不是表演者的错，因为他们的祖先也曾这样表演过，但“吉伦和我还是很失望。我们卷起东西离开，把失望的土著人抛在一边。”第二天5月9日早上，这些土著人来到营地道歉，并邀请斯宾塞当天下午再看他们的“蜥蜴舞”。然而中午时分，意外的消息传来：附近出现了一个陌生部落，整个营地立刻骚动起来，因为陌生部落的突然出现往往意味着战争，斯宾塞赶紧跑回帐篷拿相机。傍晚时分，斯宾塞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次事件带来的巨大好处，“迅速用相机捕捉激动的场面，同时努力阻止回旋镖击中相机；虽然最后噪音停止了，但显然友谊并未建立。”斯宾塞立即开始用当天剩余的时间冲洗事件的照片，“考虑到接近如此激动的人群的难度，我们得到了相当不错的效果。”
5月10日，气氛比前一天平静了许多，因为来访的部落已经撤退到远离营地的地方。下午，斯宾塞又被当地部落邀请去拍摄“蜥蜴舞”。当地人玩得不亦乐乎，但斯宾塞的拍摄效果依然不理想。不过，斯宾塞此时的心情已经好转，他期待第二天吉伦能在两个部落之间斡旋，这样就能有一场罕见而精彩的祭祀舞蹈。如果不是只剩下50英尺的胶片，斯宾塞甚至预计两个部落会打起来。5月11日，两个部落如愿达成和平，斯宾塞也拍摄了罕见的祭祀舞蹈。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最后一片胶片没有问题，它将为了解野人提供令人兴奋的思路。”
胶片拍完之后，斯宾塞和吉伦继续用这台摄影机拍摄其他场景，其中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军仪式——当地一个部落的战士会追捕他们的敌人。尽管斯宾塞经常担心片场的紧张和当地人难以预测的行动，但他和吉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分工，有效地克服了上述问题。通常，吉伦会用一台安装在笨重的三脚架上的大画幅摄影机从固定位置拍摄仪式，而斯宾塞则用一台小型摄影机四处移动并拍摄快照。
3.斯宾塞的视觉概念
斯宾塞的影视人类学实践极具先锋性，例如对于同一个仪式表演，斯宾塞常常选择不同的拍摄角度进行记录，他在片场的分镜头意识和剪辑思维甚至领先于剧情片的电影实践。斯宾塞所制作的视觉素材的人类学价值，特别是所提供的文化深度描述，以及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隐含的权力关系，也从不同角度得到了阐释。但为了进一步理解视觉媒介在影视人类学早期人类学研究中的地位，斯宾塞的视觉实践和视觉素材概念仍在进一步探讨之中。
斯宾塞和吉伦在人类学考察期间拍照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给人类学著作配图。如1899年出版的《中部澳洲的土著居民》一书，有插图137幅，除少量手绘的当地人生活用品外，大部分是照片，有土著人肖像、日常生产生活场景、祭祀庆典舞蹈、考察队本身的照片等。1904年出版的《中部澳洲的北方部落》插图数量猛增至315幅；1912年出版的《穿越澳洲》有插图229幅。
相比于静态影像，电影素材的使用就局限得多。斯宾塞在1901-1902年的探险以及十年后另一次对澳大利亚北部部落的探险中，共拍摄了约50分钟的电影素材。从目前可得的史料来看，这些素材主要在公开演讲中放映。斯宾塞去世后，这些电影素材归维多利亚博物馆所有，在一些民族志电影节上放映，大部分片段都出版了。但由于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认为原住民的秘密仪式不宜公开展示，从而成功促使博物馆将这些电影素材封存起来，目前不对任何人开放。视觉素材的使用体现了斯宾塞的视觉观念。一方面，斯宾塞指出的人类学理论转向所导致的对视觉素材的蔑视也反映在斯宾塞的视觉实践中。他在与其他人类学家的学术讨论中几乎不使用视觉证据，少数关于图片和影片的交流也仅限于出版事宜。另一个间接证据是，斯宾塞的《澳大利亚中部原住民》一书中，虽然有大量插图，但在讨论社会组织的第二章、讨论婚姻制度的第三章和讨论图腾制度的第四章中，均未出现插图。
但另一方面，斯宾塞却十分热衷于拍摄和传播视觉素材。相比于理论研究的证据，他更愿意将这些视觉素材视为传播人类学知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事实上，在世纪之交，新兴的电影业和人类学往往通过科学话语和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理由来为自己寻找合法性；引领斯宾塞进入田野的海登，已经自觉区分了摄影在收集田野数据和传播人类学知识方面的不同功能。斯宾塞本人是一位具有强烈公共服务精神的学者，他不仅积极开展救援式的文化调查和研究，还在大学、学术团体甚至其他领域承担了大量的管理工作，甚至担任沃尔夫斯堡足球俱乐部（VFL）的主席多年。斯宾塞从未放弃过公共知识传播者的角色，而图像无疑是这一工作的重要手段。
斯宾塞的公共服务意识充分体现在他对公众演讲的热情上。他把这种公众演讲视为向公众传播其学术发现的主要方式，而视觉媒体中的实地数据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例如，1902年探险归来后，斯宾塞在写给弗雷泽的信中提到，他目前已安排了十次公众演讲，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演讲，有的在墨尔本，有的在其他城市。斯宾塞认为，虽然公众演讲非常辛苦，但他还是很有兴趣利用这些研究激发公众的兴趣。公众演讲也是斯宾塞自己的额外收入来源。他向弗雷泽提到，不久前他在墨尔本市政厅向2000多人做了一次演讲，单次收入就超过了200英镑。此外，他在写作和出版书籍时也考虑到了非人类学领域的公众需求。例如，《穿越澳大利亚》和《漫游澳大利亚荒野》（1928）的内容就极其丰富。动植物和地理知识淡化了人类学理论的分量，看得出来是专门针对大众写的，插图也更加丰富多彩。
3. 人类学家对视听媒体的排斥
然而，随着“天生保守”的人类学开始对自身学科和现代化进行批判性思考，以及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变，19、20世纪之交人类学家对电影的媒介属性和传播特性的一些判断，长期影响了人类学家对视听方法的态度和使用，形成了影视人类学领域的第一股压制力量，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类学论文和出版物中图像的使用远少于自然科学。
这种压制力量的核心逻辑，与社会文化人类学取代体质人类学成为主流学科密切相关。此前，摄影和胶片在人类学领域最标准的科学用途，是提供直观准确的野蛮人体格数据和生物学特征，从而将非西方族群纳入从差异到进化的逻辑轨迹，并通过呈现生理差异的证据，证实西方文明的进步。新一代人类学家主张，差异的证据应从文化特征而非制度特征中寻找，转而关注氏族、婚姻、礼仪等话题。在这样的环境下，伊姆·图恩1893年发表的经典文章《相机的人类学用途》对人体测量摄影法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一种更自然主义的田野使用方法，以捕捉自然状态下原住民的生存状态。
斯宾塞无疑是这一重要转向中的核心人物，他本人对澳洲原住民的研究具有显著的理论建构取向。为了与当时其他图腾理论和澳洲原住民研究相抗衡，斯宾塞十分重视在澳洲的人类学考察和科学田野研究，这在客观上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经验数据和理论动力。从他的田野工作细节可以发现，随着理论对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关注度不断提高，视觉数据和方法已不再重要，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成为斯宾塞田野考察的主流方法。
但斯宾塞并没有放弃视觉素材的制作和运用，这与他对于其公益服务功能的期待息息相关。视觉素材虽然不构成人类学理论探索的主要证据，但却是向公众传播和教育人类学知识的有效方式。加之，由于图像媒体在当时大众传播领域的优异表现以及使用视觉技术的高昂成本，即便是像斯宾塞这样积极追求理论建构的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使用摄像机拍摄本土文化片段时，也不可避免地在题材和拍摄对象上迎合了公众对于异域文化陌生感的消费需求，从而传承了整个19世纪旅行演讲作为一种公众娱乐和公众教育形式的综合教育功能与娱乐价值，并形成了世纪之交利用科普娱乐项目推动人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人类学研究、大众传播和娱乐的兴衰，关于外来文化和“蛮夷”的视觉实践逐渐离开人类学的土壤，进入大众传播和影视娱乐业的怀抱。《金刚》、《印第安纳琼斯》系列、BBC和国家地理频道的同类题材的纪录片和真人秀等都可以看作是这种转变的结果。斯宾塞虽然在演讲领域非常成功，但在人类学的视觉实践上却没有直接的后继者，直到20多年后，人类学家才拿起摄像机进入现场，通过视听语言呈现自己的研究，直到法国的格里奥勒和美国的贝特森-米德，人类学家才重新起步。而且，作为上述转变的另一个后果，人类学家在人类学知识的公众传播中长期处于劣势，他们需要对大众娱乐业建构起来的外来文化刻板印象发起长期的挑战。
综上所述
本文以田野日记等原始材料为基础，回顾斯宾塞在影像人类学方面的实践与思想。在题材上，斯宾塞的拍摄兴趣依然集中在旅行影像中经常出现的原住民舞蹈与仪式。但斯宾塞系统的田野工作以及由此形成的整体性文化观，使得他的田野影像更加系统化，他也通过深入的访谈为这些视觉材料提供了充足的文化背景，从而奠定了他在影像人类学领域的先驱地位，为该领域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但是，斯宾塞的实践和经验基本上是遗憾的。与以前的一些图像相比，电影和电视人类学的第一波浪潮是奇怪的，异国情调和神秘的内容，但是，在本世纪之交的峰值。他们关注的问题更倾向于无法直接观察到的部分，例如结构和功能。所有这些导致了电影和电视人类学的第一个转弯。
原始文章发表在2018年的《国家艺术》第一期中。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纸质版本。